中国中产未成型先塌陷
中国中产：未成型先塌陷？
中国中产：未成型先塌陷？ 更新时间：2010-10-7 8:38:55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从来不缺少讨论的由头。前不久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中产阶层已达8.17亿人，标准是每天消费2—10美元，这份报告经媒体披露后，质疑之声四起，“被中产”的“呐喊”弥漫在评论家们的铺天盖地的文字里。后来亚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布鲁克斯解释说，这8.17亿人更准确地说应该叫“中等收入人群”，但很少有人去对道格拉斯·布鲁克斯的这个解释发表评论。
“8.17亿人”这个争议极大的数据，其实并不重要，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的，是“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崛起和生存、发展问题。然而，中国中产“命苦”，虽然我们正在为构建“橄榄型社会”投入巨大热情，但现实的情况却让观察家们甚为担忧：中国中产阶层有“还未成型就开始塌陷”的危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忧虑？这是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的讨论主题。今天的嘉宾是：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董宝华教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单大圣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纪江明博士。
中产阶层有被房子压垮的危险
中国经济时报：最广泛的看法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占比大约为23%，离我们所要构建的“橄榄型社会”要求的结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那么各位认为，对中国来讲，距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导致这种距离的原因何在？
纪江明：2008年，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30%左右，只相当于一些高收入、中高收入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离“橄榄型社会”的一个差距。另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再分配机制不公，以及以多种形式存在的“逆向调节”型再分配政策，比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改革，从结果上明显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这无疑继续拉大了贫富差距。
单大圣：影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是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积极的方面，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逐步缓解，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产业结构呈现高端化，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可能催生庞大的中产阶层后备军。抑制中产阶层扩大的因素也存在，由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低端就业结构，社会事业改革迟缓和公共政策缺位引起的起点不公平，上游垄断行业和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导致对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的侵蚀，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财富分配的传导作用等等。
董宝华：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民生问题，而是民权问题，就是要把劳动者的权利还给他。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产阶层的确有塌陷的可能性，虽然有了房子，但是也成为房奴了，其他的也没什么财产了，几乎成了“无产者”了。这是一个住房体制的问题，如果要把居者有其屋理解成“所有”，当然所有人都要去买房子，最后供求规律决定房价一定要上涨。我不赞成搞经济适用房，搞成了，就是贫民窟；搞不成，就是寻租工具。这些都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崛起。
中国经济时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即使当前在收入上可以称为中产的大部分人群，也被高企的房价夺走了大部分财富，有学者就认为，高房价扭曲了财富分配机制，那么高房价在构建“橄榄型社会”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纪江明：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房价收入比则在3—6之间，而我国京、沪、深、杭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4—5倍，极大透支了中产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对其旅游休闲、公共活动等带来了极大挤压，影响了中产阶层的形成。
单大圣：我倒是认为，由于中国城乡、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房价高企仍然是结构性的，高房价的巨大压力有可能通过城市化和区域竞争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比如近些年来，由于京、沪、深等地房价高企，白领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回流”，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加快了农民变市民的步伐，这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中等收入人群，从整体上统筹不同地区的中产阶层发育。
创造有效的阶层向上流动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张茉楠女士在本报撰文说，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中国必须防止“中产阶层还未成型就开始塌陷”的危险。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讲，有没有可能出现？如何防止？
董宝华：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中产阶层是流动社会的产物，不是管制社会的产物，以前的管制，使已有的中产阶层被清洗掉了，后面的管制，又让新兴中产阶层难以出现。有力量把它打断，没有力量让它增长，中产阶层能发展起来吗？正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正确的公共政策，使得中产阶层出现塌陷危机。
纪江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离不开中产阶层队伍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研讨会、咨询会等方式更多地倾听社会呼声，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防止“中产阶层还未成型就开始塌陷”的倾向。
单大圣：我觉得，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社会阶层结构会出现一些调整，但要说全球中产阶层面临坍塌的危机则有些夸大。中国最需要防止的是社会结构固化的局面，也就是低层群体向更高阶层流动的渠道变窄甚至堵塞，其主要表现是在向上流动的渠道中，就业和教育等因素在弱化，身份因素在上升，后果就是业已形成的阶层结构通过再生产进一步延续下去，不仅会使社会丧失活力，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要避免上述情况，需要从三个方面关注，即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政策保证起点公平，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过程公平，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筑全民安全网。只要我们形成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社会氛围和良性机制，就不存在中产阶层塌陷的危险。
董宝华：我们的社会应该良性互动的，互动的社会才可能增长。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从底层走到中产，而不是说从上层落到中产去，或者落到底层去，这里关键的是，社会各个层次之间是开放的、流动的。但是从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来看，并不鼓励这样的流动，它坚持的是一种管制思想，管制社会没有中产阶层这个概念。搞管制，最后就会把中产阶层彻底消灭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不是鼓励中产阶层成长的措施。
张茉楠：由于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应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因此，中国要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要实现发展理念由“经济增长优先”向“富民发展优先”，发展路径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三个转变，在这里中产的发展壮大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切实保护中等收入群体的合法财产
中国经济时报：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从财富分配上去认识中产阶层，还需要从社会权利和义务方面去考量，那么在各位看来，要培育中国中产阶层，在培养其社会权利和义务意识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董宝华：中产连权利都没有，你给他讲什么义务？你要给他权利，那就是政府肯不肯让出这部分权利。这跟企业讲社会责任是一样的，社会责任就是你的义务，当然更多的是道德义务，不见得是法律义务，但是你如果不尽这个义务，我就可以组建工会制约你。
纪江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型的社会治理之后，全球都进入一个新市民社会兴起的进程中，社会的自组织性重新加强，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自治力量迅速成长。我国市民社会的觉醒和崛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产阶层是衡量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说培育中产阶层、培育社会力量，就是要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义务培训、开展公益招投标、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创新等方式，推动中产阶层参与公益组织、开展NGO创新活动，积极承担由政府包揽的本应由社会自主管理的事务，促进社会管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
单大圣：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中产阶层是在经济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法治环境尚不完善、传统意识还很深厚的国情下逐步形成的，的确有一个如何培育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主要工作是要让中产阶层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几对关系。第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公民观念，培养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合法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和能力。第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逐步转变职能后，相当一部分社会公共事务需要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解决，要培养中产阶层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精神。第三，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养成独立的人格，能够容忍不同观点，学会用理性的方式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第四，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认同普世价值观，具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您觉得应不应该特意加入一些培育中产阶层的体制设计？
单大圣：培育中产阶层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从法律、制度、政策等不同层面保护中等收入群体的合法财产。要进一步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专业技术人员是中产阶层的主体，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要加快推进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张茉楠：首要的一点是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层壮大的前提条件。第二，要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有就是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
董宝华：需要注意，中国房地产失败的教训是，政府没有回到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上去，谁靠近政府，谁就得利最高，这是一种权力分配。收入分配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我们讲“能挣会花”，但现在“安居”没有好的机制，“会花”也没有好的机制。现在我们还要解决“能挣”的问题，这涉及到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我们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政策跟房地产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都希望通过管制的办法来解决，对此很多人还在鼓掌，这是很可怕的。比如，最低工资上涨，这个方法行吗？假如这个办法行得通，那政府就可以宣布，大家都是富人。推动工资上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转移到物价上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